这是乾隆订定《金瓶掣签》的由来，图二的《喇嘛说》碑，立於乾隆五十七年

(1792)，佇立在雍和宫大殿前院的「御碑亭」，十分珍贵，引人注目。御碑亭

内有一石碑，碑文名称《喇嘛说》，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用满、汉、蒙、

藏四种文字雕刻於碑的四面，南面是满文，北面是汉文，东面是蒙文，西面

是藏文。 汉字碑文是乾隆亲自御笔工整楷书，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刻珍品。 　　

碑刻全文如下：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日三藏。其番僧又相传称為喇嘛。

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為刺马。陶宗仪《輟耕录》载：元时称帝师為刺(读作拉，下同)马； 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作刺麻，皆系随意对音，故其字不同。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日喇，谓无日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為上人之意耳。

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国师，后复封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 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

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予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唯康熙年间，祗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唯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為国师。其达赖喇嘛、班禪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黄教之兴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日达赖喇嘛，曰班禪喇嘛。

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日根敦珠巴，二世日根敦嘉穆错，三世日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日云丹嘉穆错，五世日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禪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图。

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詔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 而帝师亦专席於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咨睢，气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乾隆在此描述：元朝因為过宠喇嘛，而丛生纵容越矩之弊害）

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為怀柔之道而已。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殫述。

熟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  予意以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 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裡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扎勒拉裡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  自前辈班禪额尔德尼示寂后，

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禪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中略）

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捨图汗之福晋有妊，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竞生一女，更属可笑。

蒙古资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產，自谓与前辈班禪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葡匐请命，若不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眾，猜疑轻视，或致生事。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籤，贮於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唸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禪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

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

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手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

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岂有私? 故不可不禁。

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转世之呼必勒罕，眾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纷纷逃散，於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

因即令将為首之济仲挐至前藏，对眾剥黄正法。其餘札苍及仲巴呼图克图等，具孥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

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於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而惑眾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  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為讥议乎?  元明曾有是乎? 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

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 岁次壬子 孟冬月之上浣

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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