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of Tibetan Buddhism

简体 | 正體 | EN | GE | FR | SP | BG | RUS | JP | VN 西藏密宗真相 首頁 | 訪客留言 | 用戶登錄 | 用户登出

über die Dalai Lamas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揭發藏密喇嘛活佛「轉世化身」自欺欺人內幕(4)

揭發藏密喇嘛活佛「轉世化身」自欺欺人內幕(4)


第十六章
  金瓶掣簽與最後認定權 金瓶掣簽的由來

    佛教自公元7世紀從中原和印度傳到吐蕃,經過幾個世紀與當地民間宗教本教的鬥爭和相互融合吸收,逐漸形成和發展為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是藏 傳佛教有別於其他宗教和佛教其它流派的特有的傳承方式。這種傳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義、儀軌和政教上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協調起來,解決了宗教 首領的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力的傳承和延續問題。活佛轉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康雍乾時期已流弊叢生,需要由朝廷制定頒布相應的法規加以整飭。金瓶掣簽制 度,則是乾隆皇帝為進一步完善活佛轉世制度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我們知道,西藏自形成活佛轉世制度以來,到乾隆年間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並且已形成了比較完善和系統的體制,可是乾隆為什麼會在1792年要實行這一改 革呢?此事還得從沙瑪爾巴活佛叛國一案說起。早在1788年,居住在西藏日喀則聶拉木邊境南端的廓爾喀人就開始侵擾西藏境。1788年以後,一個自稱為是 廓爾喀國的國王拉特納巴都爾,派兵2000餘人突然侵入西藏,他的理由是聶拉木邊境的西藏稅務官增加了對廓爾喀商人的稅收數目。很快這支來自喜瑪拉雅南麓 的異族人攻佔了濟嚨、聶拉木等三個宗,並圍困脅噶宗。

    八世達賴強白嘉措和駐藏大臣慶麟向乾隆皇帝上奏告急,很快一支由3000人組成的滿漢部隊踏著高原的冰雪到達了拉薩。然而這支遠道而來的清軍隊伍的首領理 藩院侍郎巴忠卻沒有再命令他的軍隊西進,而是只派噶倫丹津班珠爾前往聶拉木議和,秘密答應每年由西藏賠償廓爾喀人元寶300錠,合銀倆9600兩,並私下 給了對方一張字據,廓爾喀人才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他們佔領的土地。儘管八世達賴和噶廈政府都不同意這樣做,但巴忠和他的另外兩名軍官卻為了將就了事,貪功邀 賞,向乾隆報告說已將失地收復,準備凱旋。一年以後,廓爾喀人拿著那張字據討取賠償來了。達賴和噶廈地方政府無意支付。1791年7月,廓爾喀人重新佔領 了聶拉木和濟嚨宗,抓走了噶倫丹津班珠爾,並一直打到日喀則和札什倫布寺。要不是駐藏大臣保泰在慌忙之中提前把七世班禪移到拉薩,這場災難的後果就不堪設 想了。
   
    當時八世達賴的弟弟正好在北京,經軍機大臣詢問,才將巴忠等人調停賄和的情況告訴了乾隆皇帝。此時巴忠隨皇帝正在避暑山莊承德。聽到這個消息,畏罪跳湖自 殺。巴忠雖然死了,但促使這次廓爾喀入侵西藏的真正幫兇卻是噶舉派噶瑪巴第十世紅帽法王沙瑪爾巴。據藏文史料記載,六世班禪有弟兄三人,一個是當時札什倫 布寺的札薩喇嘛仲巴呼圖克圖(活佛),掌管札什倫布寺的政教大權。而另一個就是沙瑪爾巴,法名確珠嘉措。1777年,六世班禪由西藏到達青海,第二年又由 內蒙到達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為乾隆帝70大壽祝壽,沿途獲得蒙藏僧俗群眾供奉的金銀財寶和牛羊馬匹不可勝數。當六世班禪在北京圓寂後,這些財產都由仲巴活 佛運回西藏,除將一部分牛羊馬匹交給札什倫布寺外,其他珍寶全部佔為己有。沙瑪爾巴因屬不同教派,沒有得到分文。為此十分憤怒,遂萌發了投靠廓爾喀人的念 頭。1784年,沙瑪爾巴到達加德滿都後,將西藏防務空虛,札什倫布寺財富甚多等情況告訴了廓爾喀王,竭力慫恿他出兵西藏,搶奪札什倫布寺財寶。1791 年,廓爾喀人直撲札什倫布寺時,事先仲巴活佛已得到消息,攜帶貴重之物棄寺逃之夭夭。這時七世班禪也已移駐拉薩,全寺無首人心慌慌,只好降神占卜,卜曰: 十日不可與賊拒戰。於是寺僧四散。

    這時駐藏大臣保泰和雅滿泰在驚慌中竟奏乾隆帝要將達賴和班禪移到泰寧。清高宗見兩位駐藏大臣竟是無能之輩,如此心慌膽落,一怒之下,將他們革職。1792 年,嘉勇公福康安為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為參贊大臣,率兵17000餘名收復了所有的失地,廓爾喀人投降,沙瑪爾巴服毒自殺。戰爭結束後,遵照乾隆皇帝的 命令查抄了沙瑪爾巴主持的寺院並不准其轉世。就在這一年,福康安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與達賴和班禪兩方面的重要僧俗官員,共同研究,議定了《二十九條欽定 章程》,並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就在這個章程的第一條中,乾隆帝提出了金瓶掣簽認定達賴、班禪及其他活佛之轉世靈童的制度:「關於尋找活佛和呼圖克圖的靈 童問題,依照藏人例俗,確認靈童必須問卜於四大護法,這樣就難免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 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正 式確認,假如找到的靈童僅只一名,亦須將一個有靈童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進瓶內,假若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 而要另外尋找。達賴和班禪額爾德尼像父子一樣,認定他們的靈童時,亦須將他們的名字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牌上,同樣進行,這些都是大皇帝為了黃教的 興隆,和不使護法弄假作弊。這個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護淨法,並進行供養。」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乾隆皇帝當時之所以要這樣做,其原因主要是看到六世班禪、札什倫布寺的札薩喇嘛仲巴呼圖克圖、噶舉派噶瑪巴第十世紅帽活佛沙瑪爾巴都 出自一家,而且都是通過「降神問卜」尋訪認定的,其中必有串通作弊的事情,所以才制定了金瓶掣簽制度。據漢文史料記載,1792年,乾隆皇帝諭軍機大臣: 「……向來藏內出呼畢勒罕(轉世靈童),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體,指明地方,人家尋訪,其所指呼畢勒罕不止一人,找尋之人各將所出呼畢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 一一記明,復令拉穆吹忠降神禱問,指定真呼畢勒罕,積習相沿,由來已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憑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囑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 人等因其事涉神異,多為所愚,殊屬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內地巫師,多以邪術惑人耳目。而拉穆吹忠降神時,舞刀自扎,身體無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術, 原屬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下乘。若使虛假,則更不值一噱。其妄誕不經,豈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現在整飭藏務,正應趁此破其積弊,莫若在藏即 令拉穆吹忠各將其法試演,如用刀自扎等項果能有驗,則藏中相沿日久,亦姑聽之。若福康安親加面試,其法不靈,即當將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處對眾曉諭,俾僧 俗人等共知其妄,勿為所愚。嗣後出呼畢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將所生年月相仿數人之名,專用金奔巴瓶,令達賴掣簽指定,以昭公允」。

     乾隆皇帝的想法很清楚,拉穆降神一不可信,二易被人操縱,必須改革。但他並不是急於行事,而是先禮後兵,讓福康安親自面試拉穆護法神的法力,然後再視其結 果具體處理,從這些方面看,乾隆帝的考慮是很有道理的,西藏自佛教傳入以後,到乾隆帝執政時,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而獨特的活佛轉世制度就是產生於這 塊獨特的佛教文化土壤,並且經過500多年發展,已經系統化、固定化和理論化,人們基於自己的信仰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們的護法神和活佛轉世制度本身。現在一 下要完全衝破這個傳統是不現實的,再說乾隆帝也沒有親眼見過拉穆護法的降神,真偽如何他也把握不準,只能根據福康安進行面試再酌情沿襲舊制或實行金瓶掣 簽。一年以後,乾隆帝得到了福康安的消息,他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指示軍機大臣說:「至藏內拉穆吹忠一事,前據福康安等續奏,親加試驗,俱不能用刀自 扎,以舌舐刀。但若竟革去吹忠,勢不能將前後藏略具聰明之幼孩遍加試驗等語。所奏尚屬未當。吹忠等所習幻術尚不及內地之師巫,積習相沿,最為可笑。若仍由 該吹忠等降神指認,伊等皆可聽受囑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雖由金奔巴瓶內簽掣,而所掣之人仍不能無徇情等弊,不過系一二權勢之人主謀,而吹忠四人內大約 即拉穆一人主持,其弊亦也概見。」

     基於福康安面試的結果以及拉穆吹忠四大護法存在假托神話,弄虛作假的實際情況,乾隆皇帝在諭示中明確指示,今後指定轉世靈童,不准拉穆吹忠等人插手,完全 由金瓶掣簽最後決定。於是,他決定製造兩個金瓶,一個放置在北京雍和宮,供蒙古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認定使用,另一個放在拉薩的大昭寺,供西藏及青海、西 康等地認定轉世靈童時使用。金瓶制好以後,乾隆皇帝又專門諭示福康安等說:「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內,嗣後達賴、班禪額爾德尼、哲卜尊丹巴、噶 勒丹錫勒圖、第穆、濟隆等,並在京掌印大呼圖克圖及藏中大呼圖克圖圓寂,出有呼畢勒罕時,禁止拉穆吹忠看驗龍單(占卜一類的預言)著駐藏大臣會同達賴、班 禪額爾德尼將所出呼畢勒罕有幾人,令將伊等乳名各書籤放入瓶內,供於佛前虔誠祝禱唸經,共同由瓶內掣取一簽,定為呼畢勒罕(轉世靈童),如此佛之默佑,必 得聰慧有福相之真正呼畢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自主,拉穆吹忠更不得從中舞弊,恣意指出,眾心始可以服。」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乾隆帝特派御前侍衛惠倫等人把金奔巴瓶送往拉薩。據福康安的奏折看,御前侍衛惠倫、乾清門侍衛阿爾塔錫等,經過3個多月 的長途跋涉,於11月20日護送金奔巴瓶到達拉薩,福康安率領清官及濟隆呼圖克圖、各寺的活佛和大喇嘛、噶倫等前往迎接,這一天,八世達賴強白嘉措為感謝 乾隆帝的聖恩,也提前離開布達拉宮,在大昭寺恭候。當迎接金瓶的隊伍來到大昭寺後,達賴特派喇嘛等執香花幡幢在前引路,福康安與惠倫等恭送金奔巴瓶在大昭 寺佛樓上的宗喀巴佛像前,敬謹供奉,隨後,達賴率領僧眾頂禮讚頌,極為虔誠嚴肅。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簽」制度呢?著名的民族學家、藏 學家牙含章先生在他的《班禪額爾德尼傳》中是這樣說的:「……從世界觀的角度來看,『金瓶掣簽』與『吹忠降神』(護法降神)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因為清高宗 並不是無神論者,他也承認人死以後『靈魂』繼續存在,而且還可以『投胎轉世』,在這個佛教的『神不滅論』的基本觀點上,清高宗與拉穆吹忠是一致的,並無分 歧。
              
    但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就有重大的不同。拉穆吹忠『降神』,特別是在決定達賴繼任人選時,『降神』一般都是事先由西藏的大貴族暗中決定的,哪位貴族權大,錢 多,拉穆吹忠就會被哪位收買,就會指定這個大貴族,或與這個大貴族有親密關係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成為達賴的繼承人。但往往發生下述情況,即幾大大貴族勢 均力敵,各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爭奪達賴的大貴族之間採取妥協的辦法,即讓達賴『轉世』到西藏以外的地方,十世達賴楚臣嘉措『轉世』在西康理塘地方,十 一世達賴凱珠嘉措『轉世』在西康康定地方。只有十二世達賴『轉世』在西藏。但是以上四世達賴的壽命都不長,九世達賴只活了11歲,十世達賴只活了22歲, 十一世達賴只活了18歲,十二世達賴也只活了20歲。班禪的情況與達賴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宗教上,達賴、班禪雖然平等,但實際上,正如作者在本書『序言』 中指出的,西藏地區的政教大權主要在達賴世系,所以班禪一般都較長壽。對於這些情況,歷任駐藏大臣都是清楚的,清高宗也是清楚的。
              
    『金瓶掣簽』的政治意義在於,它把指定由誰繼任達賴和班禪的大權,由拉穆吹忠『降神』決定轉移到清高宗制定的『金瓶掣簽』決定,實質上講,就是把決定達 賴、班禪繼任人選的大權,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這是清朝對西藏行使主權,使西藏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領袖——達賴和班禪的任免大權,完全集中到清朝 中央政權,從而更加明確了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的從屬關係。」由於「金瓶掣簽」的制度得到了像八世達賴等西藏廣大僧俗的擁護和支援,很快就開始在西藏和其他 藏區及蒙古地區實行。但是,從靈童轉世方向的確認,到觀看聖湖顯影等方面,護法神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是執行「金瓶掣簽」制度過程中還存在的一個重要問 題。但是,不管怎麼說,「金瓶掣簽」制度畢竟成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中的一個致關重要的環節,儘管西藏歷史上,也有一些達賴或者班禪「轉世靈童」的認 定,是免予掣簽的。但免與不免的決定權,仍在清朝中央,仍在清朝皇帝,到了民國時期,也依然如此,決定權仍在中央政府。

本文來源:

http://www.a202.idv.tw/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