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of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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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ie Dalai Lamas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

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益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就是男女雙修。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

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双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脱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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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之《西藏之轉變》揭：以信仰之名—虔誠被喇嘛徹底利用壓榨和虐殺百姓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2005年，出生於波蘭華沙，國
際主義戰士，國際記者、作家，日軍侵華期間用英文向世界提供相關報導，在香港被日軍抓捕。
 
 
前文提到過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將這些節日勒索之事描述為“不亞于強盜和響馬所做的壞事”。關於哲蚌寺的“鐵棒”看守，河口慧海寫道：他們的任期是一年，提名得靠大量的賄賂來保障。因此，他們“不失時機地榨取錢財，為了撈回謀得這一職位花費的錢財和由此產生的利息；他們的目標是在有限的任期內掠奪足夠的財富，以保證他們餘生也能過上奢華的生活”。他們不僅掠奪世俗之人的錢財，也搶掠“兄弟僧侶”的錢財。因此，所有人都憎惡他們。許多類似的事情現在還可以從一則西藏軼聞中看到，軼聞裡地獄最恐怖的折磨留給了哲蚌寺的那些“鐵棒”看守。河口慧海評價道： “這就是那些惡棍喇嘛應得的下場。”
 
財政上，寺院不需要向地方政府交付任何財產稅費。相反，政府和世俗貴族所交稅費的份額卻是雙份的——不僅要為行政管理交稅，還要為宗教維持交稅。
 
對於農奴勞動的剝削，所有的寺院莊園比世俗莊園更加過分。
 
高利貸在西藏是僅次於強迫勞役的第二種剝削形式，寺院的利息比噶廈政府和世俗放貸者的利息都高。
 
為了使經濟能夠正常運行，寺院都設立了特殊的部門“基索”。根據習俗， “基索”一般是由出身貴族或商人家庭的喇嘛來管理，這些喇嘛都有雄厚的個人資產，從表面看，這能保證他們有足夠的財力來賠償挪用的公款或因管理不善而帶來的損失。基索除了從寺院的莊園裡徵收租金和勞役外，還從事貿易活動，既有國內貿易也有國際貿易，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尤為頻繁。它的代理人被允許穿著俗家衣裳（通常只戴著佛珠來顯示他們的佛家身份）帶領商隊去談生意。
 
僧侶商人通過人身威脅和宗教儀式詛咒等方式與原本就屬於他們寺院的那些農奴做成了很多生意。對於職位高的僧侶來說，寺院貿易是為了個人之便，是為了保證他們能夠得到想要的任何奢侈品。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勞力士和歐米茄手錶、萊卡和康泰克斯相機、鍍金的派克鋼筆是僧俗高官最為喜愛的身份象徵。俗家高官還喜歡白馬威士卡和有鍍金嘴的黑色巴爾幹保加利亞煙。運輸沒有成本——都是通過強迫勞役來做的。
 
這一過程在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西藏展覽中得以體現。該展覽內容豐富，引起了廣泛視覺興趣。但很遺憾，展覽仍以“西藏貿易生態學”為題，描述如下：
 
“（遊牧民）與寺院建立聯繫，寺院現在既是人民敬奉之地，也是手工藝者和糧食生產者的中心……” （過去寺廟裡存儲的糧食和手工藝品是由農奴生產和製作的事實並未提及） “這樣，寺院就成了牧民、農民和商人相互聯繫的中心。” （如果用“剝削”來代替溫和的“聯繫”，用過去時來代替現在時——因為所描述的現象是過去的事而不是現在的——那麼公眾也許能看明白，而不再困惑不解。）
 
交易的不僅僅是實實在在的貨物，為任何目的的祈禱也在交易之列。地裡的農夫有兩種選擇，要麼為他們的莊稼買保佑，要麼就讓它們受詛咒（由喇嘛將經幡倒插在地裡）。（版按：喇嘛壞透了！藏民只是種一點莊稼，這是靠天吃飯的辛苦事，換句話說，一方面辛苦，一方面老天都會憐憫他們，靠著雨水看能有多少收成，可是喇嘛也要倒插經幡去詛咒人家。黑社會還未必如此之壞！喇嘛教從來就不是佛門！）

 

聖物和護身符也都是賺錢的物品。 “治病方法”以一種特殊的頌歌或銘文的形式來出售，而藥丸則是由活佛的糞便製成（由達賴喇嘛的糞便製成的一個藥丸的費用相當於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
 
神的權威是絕對的。違背神的權威不僅是不服從神的意志，更是對天意的蔑視。對於這樣冒犯神靈的行為，懲罰如下：
削鼻；
割耳；
剝頭皮（對婦女）；
砍手；
燒眼睛；
往指甲縫裡戳竹簽；
挖膝蓋；
切斷跟腱；
腿上綁石頭吊起來，並用棍子打；
四馬分屍；
胸部綁上石頭從懸崖扔下去；
縫在濕牛皮裡，牛皮變幹時會收縮，被慢慢捂死；
活掏心臟；
活剝人皮；
“騎銅馬”（一種特製的爐子，當燒熱時將受懲罰者牢牢綁縛在其上）；
“點天燈”
恐怖和一般的封建恐怖互為補充。
 
壓力不僅只是從外部強加，還通過給受害者灌輸某種思想觀念，把壓力強加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這也使得“自願”捐獻帶來了很多物質上的禾益。藏族人的生活越悲慘，他們就越想撫慰命運，以便他們的痛苦能很快結束。如這次不能轉世不能結束痛苦，就期待下次轉世能夠結束痛苦。因壓迫而逃跑的人們並不會將他們少得可憐的資源用給自己，而是往往傾其所有去聖地朝聖——他們每走一步都會匍匐在地，有時會體力透盡，很多人死在朝聖的路上（他們認為這樣死去能確保一個好的來世）。古時候，許多賣光家產的信徒掠奪自己孩子的財產，這樣他們就能去拉薩，向寺院敬獻禮物，在他們死去之前看到統治當權的轉世化身。他們和布達拉宮宮殿陰影之下的那些乞丐一同餓死，甚至就像聖像四周無數盞油燈裡他們捐獻的酥油一樣慢慢燃盡。（僅大昭寺一天就要燒一噸多的酥油。每年要用75噸糧食來製作供奉用的堆成金字塔形的青稞餅，每位主神像前要擺1000個青稞餅，每隔十天換一次）。偶爾，作為一種規定的懺悔方式或作為最後的虔誠行為，運氣不好的朝拜者要將其擁有的所有糧食都貢獻出來，供全寺院喇嘛在一場儀式餐中享用。
 
就此而论，我们应该看透达赖喇嘛本人做过的一个论断，当他刚到印度时，他尽力避免谈及西藏普通民众的贫穷问题，“他们外表寒酸并不一定证明他们的生活困窘或者他们是农奴，”他解释道。“有一个例子，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实际上给大约两万名僧人捐赠过东西。”
 
（版按：藏民直到臨死，都願意把自己畢生之所有、甚至兒女的財產奉獻給喇嘛，他們的信仰不可謂不虔誠。可是喇嘛如何對待他們呢？可以看出達賴喇嘛對於窮苦的藏民，既沒有感恩，更沒有絲毫的同情。如果是佛門，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出家人對於供養自己的信眾充滿感恩。可是在喇嘛教，信徒的虔誠就這樣被徹底利用，只是喇嘛活佛們豪奢生活的保障。沒有福田，只有共業！）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高全孝，郭彧斌，鄭敏芳譯,西藏的變遷,新星出版社,2015.12,第401-404頁
 
 
圖示：已故作家愛潑斯坦之著作《西藏之變遷》，
 
英文名稱：Tibet Transformed（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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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藏傳佛教是覺囊巴，弘揚他空見如來藏妙法，完全符合佛教教義；紅黃白花等四大教派是假藏傳佛教，所有法義都不符合佛教教義，才是邪教、邪法。